当前我国国企融资机制至少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融资信誉淡薄。由于资金使用约束软化，不少国企的经营者认为银行贷款是最佳融资方式，都是国家的，还不是都一样，“肉反正烂在自己的锅里”；有的长期拖欠债权人的货款，引发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有的认为发行股票是最佳融资方式，因为既不必还本，也可不分红派息。这些错误的融资观念、恶劣的融资信誉已使很多投资者认清了经营者假融资真“圈钱”的面目。二是融资偏好不良。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的融资顺序是①内部融资；②发行债券；③发行股票。可是，我国国企融资完全不遵循这一规律。首先，国企的经营成果令人担忧，明亏、暗亏的占相当比例，因此表现出对外部资金的严重依赖，特别偏好外部融资。在外部融资上又表现为对股票融资的极强偏好。这与国际上债券融资兴起，股权融资衰落的局面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三是融资规模过度膨胀。融资本是为了投资，只有投资的边际报酬率大于融资的边际成本率，追加融资才能有效增加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然而，不少国企的经营者似乎忘了这一“黄金定律”，“为筹而筹”成了他们的指导思想，其结果是只有膨胀的融资欲望，没有膨胀的投资回报。经营者们借钱不怕，蚤多不痒，能借多少就借多少，还不起时再另想办法，以至“债转股”时不惜“排队”申请。上市公司一般都会充分使用配股额度和配股价格，尽可能地提高配股价格，争取多“圈钱”。四是“等靠要”思想仍很有市场。国企经营者中有不少人仍沿袭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一旦经营陷入困境，就依仗曾为国家上缴多少利税要求国家给予帮助，追加投入资本金，减税让利，银行贷款停息挂帐等。这种不健康思想的广泛存在使得国企融资机制并未真正按市场经济要求运行。
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掀起一股“公司再造”的浪潮，人们普遍将之喻为“第二次管理革命”（“再造”，是指对一个事物的机体的各个组成元素进行革命性的元素再配置，以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需要）。我国国企的生存环境已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环境变迁了，融资机制也应进行再造。下面结合再造理论谈一谈如何优化我国国企的融资机制。
其一，明确国企的最佳融资方式是内部融资，国家要舍得给国企“断奶”，敢于将国企推向市场。一个企业应主要依靠自身积累谋求发展，而不能总是指望所有者追加投资、债权人恩赐或政府赦免求得生存机会。这就像一个健康人是靠自身的造血机制来维持生命的，而不是靠输血、输液来维持生命的。国企应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大练内功，提高盈利水平，为扩大再生产留足利润。当前，国企经营者应树立保留盈余是企业最佳融资方式的观念，重视内部融资，慎用外部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努力用好所有者的已有股资。为此，要搞好现有资产的存量调整，减少资本的闲置和低效使用状况；强化投资决策能力，减少决策失误；改善应收帐款管理，完成“惊险的跳跃”；增收节支，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增强发展后劲；等等。这些财务再造手段的综合运用将大大提高国企投资收益水平，将有助于形成良性的融资机制。
其二，治理信用环境，硬化国企用债的约束机制。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银企之间不良债权债务问题严重。如对信用环境不加以治理，将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对各市场主体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正确评价。笔者认为，有必要单独制定《债权债务法》来规范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行为，严厉惩治有钱不还、赖帐、躲帐等不讲信用行为，从根本上硬化国企的举债约束机制。对于债务缠身、无力偿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坚决实施破产，尽力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进程也应加快，使商业银行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实行贷款负责制，使行政干预式贷款远离商业银行。司法系统应提高工作效率，缩短诉讼时间，强化执行环节，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
其三，确立国企的所有者主体，完善国企的治理结构。笔者认为，应该按财务的思路来管理国有资本。建议国家依法成立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充当国企的所有者财务主体，负责向国企投入资本金并下达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根据股份比例参与重大决策，依法派出董事、监事和财务总监或稽察特派员，对国企财务行为进行监控并根据持股比例参与收益分配。一旦发现经营者通过编制虚假的财务报告和招股说明书来骗取股东的股本投入等行为，应解聘经营者并追缴其非法所得，以硬化国企的股票融资约束机制。确立国企的所有者财务主体，对于国企融资机制的再造具有重大意义。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对国企的资本投入将规范化。无论是增股、配股、保留盈余都有了投资主体。而且，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是一个专家化、市场化、企业化、竞争性的主体，集投资责任、权力、利益于一身，将有效改变目前对国企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有助于硬化国企的融资约束机制。中介公司不会将资本投入无经济效益和达不到一定投资报酬率的国企，也不会放弃对国企的财务监控，通过“用手投票”有力地改变目前国企的融资不良偏好和融资过度膨胀现象。
最后，国家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丰富融资手段为国企融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议加速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租赁市场等的发育，为国企融资多样化创造现实条件，改变国企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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